瑞金时期的红军指挥体系就像一锅夹生饭，表面看着职务分明，揭开锅盖全是乱炖。1932年到1934年间，中央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，总政委周恩来，总参谋长先后由刘伯承等人担任，王稼祥管着总政治部。这些头衔听着威风，实际操作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当时红军正处在国民党围剿的夹缝里，指挥系统乱得让人哭笑不得。朱德这个总司令当得憋屈，开作战会议时连地图都摸不着。从共产国际空降来的洋顾问李德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硬是把苏联那套阵地战搬到山沟里，逼着红军跟装备精良的国军硬碰硬。刘伯承制定的诱敌深入战术被扔进废纸篓，前线指挥员天天接到互相矛盾的命令。
周恩来的处境最尴尬。作为总政委，他既要给李德当翻译，又要安抚被架空的老搭档朱德，还得抽空去看看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。有次开军委会议，周恩来连续三十六个小时没合眼，最后拿着三份不同版本的作战计划苦笑："咱们这是在和敌人打仗，还是和自己较劲？"
政治工作更是乱成一团麻。王稼祥带着总政治部照搬苏联模式，要求士兵们学习《联共党史》，结果山沟里长大的战士连"布尔什维克"都念不利索。1933年有份报告显示，逃兵里有三成是因为听不懂政治课。后来不得不改成唱山歌、演活报剧这些土办法，效果反而更好。
最荒唐的是指挥权限划分。名义上周恩来管政治，朱德管军事，实际上周恩来经常要代行总司令职权。有次紧急转移，朱德带着先头部队探路去了，后方部队接到调令都在等总司令签字，急得参谋长直跺脚："朱老总这会儿在山里喂蚊子呢，上哪找他去盖章？"最后还是毛泽东说了句"特殊情况特殊处理"，才解了围。
电台稀缺让混乱雪上加霜。总参谋部下达的命令，经常要靠骑兵通讯员翻山越岭传送。有份作战档案记载，某次调兵命令送到前线时，预定开战时间已经过了两天。指挥员们后来都学精了，接到书面命令先看日期，过期文件直接当草纸用。
这种混乱直到遵义会议才拨乱反正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正是这段"各管一摊又互相掺和"的经历，阴差阳错练就了红军指挥员的多面手本领。后来十大元帅里有四位都在瑞金时期练就了"既能带兵打仗，又能做思想工作"的绝活。
战争年代的职务分工，就像暴雨中的斗笠，能遮住头就算合格，谁还管它歪不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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